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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专家解读民法典⑤】夏婷婷:舆论监督还是名誉侵权,民法典告诉你怎么区分!
  发布时间:2020-09-09 10:34:42 打印 字号: | |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名誉权,是指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组织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具体人格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以前,对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是否侵犯报道对象的名誉权,并没有具体而统一的判断标准。

在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中,既对新闻报道可以合理使用他人人格要素及不当使用责任进行了规定,也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影响他人名誉权免责、除外条款,以及新闻媒体承担合理核实义务等进行了规定,使个人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平衡,成为广受民众关注的一大热点。

本期,我们请到的审判业务专家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处处长夏婷婷,她关注的话题是民法典如何厘清“舆论监督”与“名誉权”冲突的边界。

让我们回顾两个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

【1】2018 年年末,律师罗某乘坐Z25 次列车,到票面终点后未下车,继续乘坐列车,拒绝了列车工作人员对其补票、出示身份证的要求,还试图抢夺乘务员摄像设备,言辞不端。最终罗某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此事发生后,在同年12 月11 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栏目、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分别以《男子嚣张“霸铺”拒补票扰乱秩序被行拘》《“霸座”“霸铺”再现两人均被拘》为题报道了该事件。被曝光后的罗某认为央视对其“霸铺”的报道侵犯了他的名誉权,遂将央视诉至法院。

法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理,判罗某败诉。法院认为:央视的评论内容是在履行国家媒体舆论监督职责下进行的阐述,符合评论行为需遵守的正当性、合理性原则。虽然在央视播放涉案视频后,罗某个人声誉、评价确实会在其生活圈内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降低的根源系其在列车上的违法行为,而非央视的“以案释法”。因此,在央视违法行为并不存在的大前提下,罗某提出名誉权侵权的主张尚不能成立。

【2】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姜某诉曹某某、北京某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姜某为国内知名编剧及导演,《猎*》为其编剧并导演的作品,北京某报社刊登新闻报道《<猎*>被指“抄袭” 原作者维权》,文中曹某某称《猎*》抄袭其剧本《专职猎*》,并称“市民曹某某向本报反映”“记者看到曹先生手中有多个影视公司接收剧本的凭证,其中就包括《猎*》制作方的接收凭证”,但曹某某向法院称系由其律师接受采访,并表示未向记者出示该接收凭证。曹某某曾起诉过姜某及其制作公司侵害其作品改编权,后撤诉。

在姜某起诉侵犯名誉权纠纷案件中,最后法院认定曹某某是否向记者出示了相关接收凭证的事实无法进行核实,北京某报社未对其发布报道中内容来源提供证据,其报道内容没有证据支持,同时报道标题中将曹某某称为“原作者”,亦存在案件未经审理即给予倾向性报道的问题,其报道存在不实之处,报社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对姜某的负面影响,造成侵犯姜某名誉权的后果,报社对此应承担部分责任,故判令报社刊登声明,为姜某消除不良影响。

总体上看,此类案件立法精神和裁判理念,均为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民众获得公共资讯利益,保障公民的表达自由,保障媒体传播报道自由; 另一方面也反对滥用新闻自由。主要限制有:不得损害或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利益; 不得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等等。

只是,各地法院掌握的裁判标准不尽相同。法谚云:“凡真实者非诽谤”,但从相关案件的法院判决结果上来看,有些法院判断标准较为严格,要求新闻媒体从业者作出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内容必须真实,必须以民事审判中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为原则;有些法院判断标准则较为宽松,认为新闻媒体从业者为公共利益实施报道,只需尽到“理性人”的合理注意义务即可。这种审判标准的不统一,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权利冲突以及法律风险,对新闻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束缚,降低了新闻工作的效率,造成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通过全国各地法院类案裁判文书比对也可以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之前,关于涉及新闻媒体报道引发名誉权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通常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等相关规定,如原告诉讼请求中有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还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但是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均较为原则,还不够具体明晰,的确需要对新闻报道及舆论监督导致的名誉权纠纷的免责与归责进行特别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后,对新闻报道与报道对象名誉权的冲突重新厘定了边界,用以定分止争。其中,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至一千零二十六条构建了新闻媒体报道的侵权认定模式,第一千零二十五条提出了新闻报道不能失实以及新闻媒体有核实的义务,第一千零二十六条对新闻媒体是否尽到核实义务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为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正当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行为具有社会正当性,也是履行媒体新闻批评职责的合法正当行为。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正当的新闻行为即使发生了对他人名誉造成影响的后果,也不构成侵害名誉权,行为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

例如:每年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时,媒体会集中曝光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企业,督促其改进,对企业的名誉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构成侵害名誉权,是正当的舆论监督行为。

又如,舆论监督的文章引用被采访者通过化名秘密爆料的负面信息,记者对秘密爆料者的采访录音表明采访过程真实可信,尽管爆料的内容系负面信息,但部分内容经记者调查核实属实,且爆料涉及的相关内容等均真实存在,文章整体虽存在批评基调和尖锐用语,但不构成侮辱,即不构成侵权。

但是,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新闻行为如果存在法定情形,如行为人捏造、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则构成侵害名誉权。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证据规则要求,主张自己已尽合理核实义务而免责的主体,是新闻媒体。内容来源的可信度成为新闻媒体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的应考虑因素之一,换言之,即信息来源相对权威,则新闻媒体的审查义务相对较低;相反,对于匿名消息和来源不确定的信息,新闻媒体需要承担更重的审慎注意义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舆论监督制度。民法典既对行为人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对其过程中应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进行了规范,在倡导新闻从业者等相关行为人遵循报道真实客观、评论合理妥当的前提下,对违法行为进行批评,为依法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引导公民遵纪守法、遵守公共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时,也对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新闻媒体对抗违法行为给予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民法典为新闻从业者在行使监督、反映民意、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系列规定给新闻从业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厘清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冲突的边界。法随时变,民法典通过新规定解决新问题,有利于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民法典、遵守民法典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全社会营造尊重法律、敬畏规则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


 
来源:辽宁日报 北国客户端
责任编辑:孙阳